>

苏轼的征是什么样的?

- 编辑:www.0222.com -

苏轼的征是什么样的?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

  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苏轼文集》卷55)我们从“非随时上下”、“然多不随耳”可以看出,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曲洧旧闻》)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

  ——苏轼也终身保持真率孤傲的性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咏梅》)苏轼《与李公择》:“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文集》卷51)黄庭坚给苏轼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

  ——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

  ——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 。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王直方: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本文由人物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苏轼的征是什么样的?